12月4日，《联合日报》整版刊发了研究院代生副教授的学术文章《“河”与先秦时代的文化交融》，文章通过对先秦时期与“河”（黄河、河伯、河神）有关的历史、传说，梳理了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中夷夏交流、商夷交融以及南北文化交往的情景，揭示了“河”与早期部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全文如下：
“河”与先秦时代的文化交融
先秦时代，“河”专指黄河，殷商甲骨记载已然。“河”既指自然界中的黄河，又是代表自然的某种神灵，同时还指代居住在黄河周边的氏族。先秦文献中“河”还被称为白水，古人指河而誓时常说“有如白水”。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黄河两岸的古人从事农耕渔猎，从这里获取生活资料，对黄河有着浓重的依恋之情；黄河有时又是无情的、难以捉摸的，河水的泛滥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古人对黄河既敬又畏，“河”有“神明”的观念也由此而生。
河伯与夷夏之交
由于地缘等因素，东夷和华夏两大部族很早就有了交流往来，尤其在五帝时代中期以后，两大部族轮流执政，形成了强大的联盟。众所周知的尧、舜、禹、皋陶等，都是这一联盟的代表人物。两大部族的交汇点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里生活的是久负盛名的河伯氏，其首领河伯名为冯夷，他们是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氏族，与华夏部族产生了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既有婚姻关系，如河伯娶妻于有洛氏，其妻为洛嫔；也有战争和冲突，如《归藏·启筮》记载“昔者河伯筮与洛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竹书纪年》记载“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这体现了夷夏之间交往的多种形态。
大家所熟知的后羿，以善射闻名，他率领部族成员几乎统一了整个东夷部族，《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凿齿”“大风”等都是氏族名，“凿齿”指的是活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拔牙习俗的东夷部族。在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以后，后羿开始向中原进攻，先是射杀了河伯氏的首领河伯，娶了他的妻子洛嫔。后羿此举可谓“审时度势”，要西进中原，仅仅依靠武力是不行的，他迎娶洛嫔目的很明确，因为洛嫔所在氏族生活在洛水流域，有很强的势力，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应是获得了有洛氏等氏族的承认和支持，才能占领夏王朝的中心地带——斟鄩。
有意思的是，后羿收养的义子寒浞，在当上了有穷氏的“相”之后，开始与后母洛嫔私通。《楚辞》记载此事比较详。纭独肷А匪“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记载“浞娶纯狐，眩妻爰谋”，寒浞利用东夷部族“执嫂，妻后母”的婚姻习俗，设计杀害了养父后羿并继承了他的权力。这是东夷和华夏联盟间的又一次婚姻关系，寒浞与后羿拉拢有洛氏的目的是一致的。
河伯与商族的深情厚谊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祭祀“河”的记载，关于卜辞中“河”的具体指向，学者们各抒己见，大致有黄河、河神、地名、商先祖名、贞人名等不同看法。
商人之所以祭“河”，还要从先商（商王朝建立以前）时期河伯与商族建立的深厚友谊说起。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但是，《竹书纪年》是西晋发掘的“出土文献”，到了宋代已经散佚，而《史记·殷本纪》所列殷人世系中并没有王亥，这引发了学者对相关记载的怀疑。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利用甲骨文考释出了王亥等先公名号，开辟了二重证据研究的新纪元。而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天问》对这段史事的记载最为详细：商先公王亥建立了与河伯、有易氏的同盟，并与有易氏有婚姻关系，但其弟王恒凭借商族的婚姻和继承制度规定，与有易氏勾结，谋杀了王亥，成为王位、财产与有易氏女的继承者，以“班禄”回馈有易氏。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继承王位，借助与河伯的同盟关系，联合出兵为其父报仇，实现了商族的兴旺发达。
甲骨文中祭祀王亥多用牛这样的祭品，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头上百头，这在商人祭祀中的规格是很高的，可见王亥在商先公中具有较高地位。此外，王亥还多与上甲微、河并列合祭，如《小屯南地甲骨》记载：“辛巳卜，贞，来辛卯
河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甲骨文合集》记载：“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牢，五月。” 这无疑与文献所记王亥、上甲微父子与河伯的事迹有关。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为王亥复仇，在此之前，王亥与河伯之间必定形成了密切的同盟关系。从《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以）仆牛”的记载看，当是商族与河伯、有易氏三者之间的同盟，王亥才能在这两个部族中“仆牛”。而商人对王亥的祭祀之所以如此隆重，可能是王亥促成了三者间的同盟。能使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部族间形成同盟，在古代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因此王亥被看做是“居功至伟”的高祖。近年来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也记载文王临死之前向武王讲述的上甲微向河借“中”打败有易氏的事情，印证了三方之间的关系。
以“河”为界与秦晋争霸
周平王东迁，秦人逐渐向东扩展，开始占据周人故地，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势力才到达黄河岸边，与晋等国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从地理上看，秦居黄河以西，晋居黄河以东，秦国要称霸中原必须越过黄河，晋国就成了秦国的“障碍”。
晋献公晚年，发生了著名的“骊姬之乱”，骊姬倚仗晋献公对自己的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接续君位，就进献谗言而迫使太子申生自杀，其后又驱逐了公子夷吾和重耳等人。献公死后，想要借秦国之力归国即位的公子夷吾，向秦穆公许诺事成后愿将晋国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这对秦穆公来说是极大的诱惑，于是支持晋惠公夷吾回国即位。然而，真要割让具有战略地位的河西地区给秦国，晋国方面必然蒙受重大损失，所以晋惠公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这引发了晋秦之间的冲突，秦穆公转而支持晋文公重耳。重耳虽然受秦穆公的恩惠，在位期间与秦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没有让秦穆公得到实际利益，当王子带叛反，周襄王向诸侯求救时，秦国早已蠢蠢欲动：“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晋国知晓其中的利害，“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勤王对重耳来说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大事，既获得了尊崇天子的美誉，也得到了不少利益，而早已做好准备的秦国却因为地理劣势坐失良机，这使得秦穆公怨怒不已。等到晋文公去世，秦国就迫不及待地进攻中原了。他们撇开盟友晋国而偷袭郑国，最后因消息走漏无功而返，在返程途中遭到晋人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也被俘，这就是著名的“殽之战”。此役秦人损失重大，经过多年才形成的“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执乱”，此后数十年乃至百年间，他们在黄河两岸发生了数次争端，如令狐之役、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等等。没有占到便宜的秦国转而与晋的仇敌——楚国结好共同抗击晋国，春秋政局出现重大变化。其后果是，晋人受到秦、楚两面攻击，霸权不再，只能靠着余威统领着北方的宋、鲁、卫等小国。
秦、晋两国在黄河两岸的争锋，实际上是对中原霸主的争夺。“河”对秦、晋两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河神信仰上，许多重要的盟誓都是在黄河边举行的。如在重耳回国即位准备渡河之时，他的舅舅子犯担心以往自己批评重耳而被“秋后算账”，以退为进向重耳告罪，重耳则发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并与子犯盟誓。晋人士会逃往秦国，受到秦穆公重用，晋人就派遣魏寿馀以河东魏地诱骗秦穆公让士会出使晋国，士会担心不能返秦使家室受到连累，秦穆公就此发誓：“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由此可见，“河”是晋、秦两国共同信仰的神灵。当然，河神的约束力在利益面前又显得“弱不禁风”。公元前579年，秦晋两国打算和好，准备在令狐一地由河神见证而结盟，结果晋厉公先到达，秦桓公却不肯渡河，于是派遣史颗和晋厉公在河东会盟，晋国又派郤犫和秦桓公在河西结盟。这次在黄河边上的会盟，实在是一出闹剧，秦桓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对晋国没有真正信任，担心对方会伏击自己，两位国君只能隔河远望而缔盟。这出闹剧成了中国古代无信而盟的代表，沦为千古笑柄。
南北交流与楚人祭“河”
先秦典籍中关于“河”与河伯祭祀的记载甚多，但黄河为北方水系，楚国居南方，楚人能否祭“河”，古人常以“祭不越望”的原则展开讨论。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秦晋等诸国与楚文化的交流，成为楚人祭“河”的重要原因。晋楚城濮大战前，楚国的令尹（执政卿）子玉梦到河神向其索要琼弁、玉缨等财物，子玉不给，其他大臣立即派人劝谏他要祭祀河神。子玉不祭祀河神，主要是因为他的贪婪，所以在战争失败后遭到了极大的谴责。楚昭王生病的时候，大臣们进行占卜，判定是黄河之神作祟，但是楚昭王不愿意祭祀河神，他认为古代祭祀的原则就是“祭不越望”，楚国的四至是“江、汉、雎、漳”，“河”是不会侵害自己的。孔子听了这话，对楚昭王大加赞赏，认为“楚昭王知大道矣”。虽然如此，但从大臣们的劝谏可以看出，楚人在对大事、疾病等进行占卜时，常把原因归结于河神作祟，由此祭“河”也就成为必然。还可以举出的例子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曾问鼎于中原，饮马黄河，“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这是晋、楚邲之战，获胜后的庄王向先祖告功，同时祭祀黄河之神。若将此例与子玉不祭河联系起来便可以看出，楚人祭河可能并非偶然，二者都与晋国相征战有关。春秋时期晋楚争霸长达百年，为了谋求争霸的胜利，楚人对晋人所笃信的神灵——河的祭祀必定不在少数。而祭祀河神的目的，未必是奢求从河神那里取得什么，只是祈求河神不要降灾祸给自己而已。再者，春秋以降，楚与晋、郑、秦、齐甚至周王室有着密切的交往，如与晋国就有“楚材晋用”与“晋材楚用”的说法，人的迁徙往往伴随着习俗、信仰的迁移、传播，黄河流域诸国祀河习俗逐渐影响到楚国，也是十分自然的。
以上事例说明，在楚贵族中主张祭河的大有人在，昭王、子玉不祭“河”，对于笃信神灵的楚人来说，该是“凤毛麟角”了。楚人对河伯的祭祀虽有“祭不越望”的操守，但早已不是主流，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楚人祭“河”则是完全可能的。
《楚辞·河伯》描述了河伯与“女”共同出游的场面：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
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
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隣隣兮媵予。
河伯与“女”游九河，“登昆仑”，“怅忘归”，他们的感情看似笃厚而缠绵，但事实上，祭祀河伯即“以女妻河”。在甲骨文中即有此事，如《甲骨文合集》有“辛丑卜，于河妾？”“丁酉卜，贞：于河女？二告。”“其燎于河牢沉妾”等大量卜辞。这里的“于河妾”“于河女”指的是以女子沉入河中来祭祀河伯，由“沉妾祭河”可知，《河伯》中吟唱的所谓“与女游兮河之渚……交手兮东行”这些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不过是血淋淋的、以女性作为牺牲祭祀河伯仪式上的祭歌。
从甲骨记载可知，为河伯娶妻的习俗由来已久，至战国时代亦兴盛不衰，《史记》所记载的“西门豹治邺”禁止祭祀河伯便是明证。而此时的楚人，不仅逐渐接纳了祭“河”的习俗，还采纳了以女子祭“河”的方式。当然，我们还可以作出一点揣想，在夷夏之争中，河伯的妻子洛嫔被后羿所夺，“河伯失妻”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一事件也被商人所熟知，而千百年来，为河伯娶妻就成了祭祀、讨好河伯的重要手段。
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从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各区系文化的交汇地，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黄河在中国文化基因形成、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先秦时期产生的与黄河有关的历史、传说，向我们展现了夷夏交流、商夷交融以及南北文化交往的情景，河伯传说的远播和祭河传统的形成也成为早期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形式，这都为我们讲好“黄河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